[20]在这样的法律传统观念影响下，法院获得解释宪法的权力不会遇到多大的非议，由法院解释宪法乃顺理成章之事，普通法院释宪机制由此得以形成并保持下来。
还有部分学者从教室破门而出，去接受政府委托的制定法律法规、提出政策建议的任务。[29]可资借鉴的是，美国总统于2011年1月18日颁布了题为《改进规制与规制审查》的行政命令。
[24]参见王绍光：《中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模式》，载《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宋华琳：《政府规制改革的成因与动力》，载《管理世界》2008年第8期。专家包括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有着较为相关、较为深厚的工作经验积累。[13]这些企业协会都试图对中国政府规制法律制度的形成、修改和实施施加影响。
通过行政规制决策程序的规范，行政监督机制的完善，公务员职业伦理的强调，来尽量避免跨国公司以非正式的途径去影响中国政府规制政策的形成。例如，在《2005年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工作纪要》中，录有跨国公司来访36次。它不认为当前西方主流国家的政治制度是现代政治体的唯一实践形式，在政党执政模式和政府执政模式的结合上，西方的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展示出不同的实践方案，而中国的政治宪法学要为中国的政治实践提供现实洞察和理论构想。
[28]然而，这一点在实践上并不尽如人意。党的执政地位以先锋队的修辞来加以表达，党章也规定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在社会冲破国界，经济全球化席卷世界的时代，政治宪法学的首要任务在于构建一个多元一统、收放自如的政治秩序，这一秩序的基本结构可用图表表达如下： 严格来说，政治宪法学与规范宪法学并不是一个彼此对立的类型，因为政治宪法学本身也是以规范为依归的，它不否认规范秩序的必要性，但更在乎规范秩序的结构与原理，认为在当前西方看来属于规范领域的宪法问题在中国都还是政治问题。相比起来，全民选举产生的总统的政治性少有争议。
康德在认知哲学领域的贡献无出其右者，他对政治哲学命题，特别是代议政府的分析亦具有少见的明晰性。德国公法大家格奥尔格·耶利内克创造性地提出四种地位理论，[29]尽管这一理论已从当代公法学的视野中逐渐淡去，实际上它仍旧是对公民法政地位最充分的阐述。
[3] 此外，有的学者从新中国建国以来的政治习惯入手，试图提炼出中国的宪法模式。由于受到孟德斯鸠的告诫，权力过分集中不是一件好事，宪法主流理论一直强调的是权力分解的一面。这一点是我国当前宪法学研究继受西方宪法理论时必须加以关注的。[6] 这三项要求并非无的放矢，回顾一下黄炎培著名的历史周期律，若要避免周期律的重演，一方面政府和社会要保有活力，避免人亡政息、社会萎靡，另一方面政府还要控制力不能减弱，免得人心涣散、国家瓦解。
[35] 宪法守护者的目的不是单纯为了实现政治统治的平衡，而是为了主权人民的意志可以在顾盼流连中保持生命力，既可以时常荡涤官僚主义的陈腐，也可以保证民心的团结和政治体的统一。后来的理论家将这一地位改造为消极自由和防御权。市民社会是一个需求的体系，利益成为化约一切的尺度，利益在法政生活中具有合法性，对于增强民族国家在国际社会的竞争力非常关键。宪法秩序是立宪之后的规范状态，但是，确立宪法秩序的目的就是为了不再需要立宪，凡执政者都会尽可能避免激进的人民出场的常态化，以诉诸政府治理的方式化解社会矛盾，在秩序与自由之间寻求合比例的平衡关系。
首先是主动的和被动的关联性。古代西方政治结构里，君主与政府的关系不清，成为焦点的是上帝与君主的关系。
[23]从一般议会制的政治实践上观察，拥有行政执行权的机关由占议会多数席位的政党组建，行政机关受代议制机关的监督并对其负责。四、市民社会——政府与臣民的交往媒介 政治体从一向多加以分化，分化到终端就是作为个体的臣民。
回顾历史，除了凯尔森与施米特的宪法守护者方案之外，英国在克伦威尔之后提出斯巴达五长官制来维护其秩序。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只是从主权者、政府和臣民三个要素分析政治体的基本原理，他之后，黑格尔、马克思、韦伯等思想家更多倾向于从社会视角来观察国家的运行。公民除了诉诸主权权威的集体出场模式之外，现代国家还为其提供了更多表达自我和集体意志的制度空间。同样，政党政治兴起于17世纪，伴随着英国的议会民主而出现。经过缔约的立宪行为，每个成员进入政治体之后都获得了耶氏所言的四种地位，而这四种地位都预设了每个共同体成员所具有的原初契约的主权资格，在缔约过程中，人民始得出现，每个人成为人民的一份子，政治体的结构才得以展开。这种人民意志不是经验世界之物，而是一种高度哲学化的理念。
因此，我国宪法结构具有更为明显的政治性，宪法序言中明确规定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所有国家机关都要服从党的领导。[15] 第二种观点来自规范宪法学。
[14]在此基础上，一当明了两种执政模式的关系，各种宪法理论对于我国宪法结构的解读就可以获得更准确的评判。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的失衡可能导致两种结果，国家的社会化和社会的国家化，其结果是公共领域的消失，无法区分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
宪法是诸多规范的集合，与之相应，宪法的核心问题是宪法的司法适用性。现代宪法政治无不以人民主权开端。
遵循议会意志的直接结果是行政机关必然成为议会的办事机构，成为人民代议机关的执行委员会。为此，政治宪法学的抱负并不只是表面上看到的，从政治实践出发，从制度事实入手，摸索中国道路，而是从根本处思考政治秩序原理，面对中国的超大体量，寻求一种可在政治体的分解和建构、秩序与自由之间实现多元一统的宪法秩序观。亚氏的三种政体说——一人、若干人和多数统治——简单明了却过于平面化，博丹虽最早提出主权概念，却没有将君主与政府区隔开，正是卢梭看到了人民自我统治的抽象性，若要使得主权政治成为实践上可能的事情，需要引入一个中间项——政府，具体展开过程可表述为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中间项的引入是一项创举，却在思想史上很少为人关注。然而，真正将对政体的思考从二维平面结构提升至三维立体结构的当推卢梭。
当然，他们为自由观念和私有财产保护奠基，就是为市民社会奠基。[28] 卡尔?施米特：《合法性与正当性》，冯克利、李秋零、朱雁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8页。
历史上，凡是在政治中有效引入利益法则的政治体都很快进入到现代发达国家的行列。若将耶氏的四种地位理论拓展，每个政治体的成员都享有四种主权者地位：1）积极的主权者地位，可以通过全民直接选举确定国家的最高首脑，国家首脑作为人民的代表居于政府及其三种国家权力之上，具有一定程度的执政权。
二者兼得，意味着追求政治体的平衡还不足以为政治宪法学奠基，政治宪法学的理论任务在于，如何保证政治体具备多元而又一统的分解与建构的综合能力。契约在将分散的个体整合为一之后，政治体必然经历自身功能分解的过程，否则无法保障契约内在的自由精神。
[25] 参见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阳、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97-236页。而既然议会民主不可能以真理的输出者自居，完全垄断对人民意志的代表关系就是不恰当的。如前述，私法性的司法脱胎于市民社会，旨在中立地裁判，公法性的司法则是政府的终局判断，不仅要正确运用议会法，还要确保整个政府的判断离人民意志不至于太远。同人权与宪法权利一道，它们都可归为自由的范畴。
借助于公共空间，公民彼此平等交往并以公共舆论的方式参与到政府的治理活动当中。先锋队以及三个代表理论自身蕴涵了深刻的时间意识和使命意识，它有效地完成了对党的执政权历史合法性的论证。
参见凌斌：《什么是法教义学：一个法哲学追问》，载《中外法学》2015年第1期。社会问题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和国家间的竞争问题，因此，政治秩序的建构必须将社会维度纳入到政治治理的整体思考当中。
赋予公民这种地位的时候，也必须使其具有超出自然自由的能力。在新近兴起的宪法教义学的研究者看来，宪法司法化已经属于传统的宪法学研究命题，不是所有的违宪案件都适合由法院加以审查。
